對于空氣污染的認識，目前存在一些誤區。比如誤以為農村享受著更清潔的空氣，忽視了農村因為固體燃料的使用，有些情況下空氣污染甚至比大城市更嚴重。比如將溫室氣體減排與大氣污染物減排混為一談，造成減排政策缺乏嚴謹的科學基礎。

2016年12月3日，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陶澍在南方周末主辦的綠色傳媒研究獎學金班上分析了農村大氣污染問題，以及溫室氣體與大氣污染物減排的關系。本文由南方周末記者根據現場講授內容進行整理，經陶澍本人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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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大氣污染的成因，目前聚焦在工業、發電和交通等排放源，對生活源特別是農村生活用固體燃料（煤、秸稈和薪柴）使用導致的污染物排放缺乏應有的關注。

例如，盡管家庭生活燃煤量不足發電和工業耗煤量的二十分之一，但由于家庭爐灶燃燒效率低，且沒有凈化裝置，單位用煤污染物排放量往往是工業和電廠的數十倍（如二氧化硫）、數百倍（如黑炭）甚至上千倍（如致癌的苯并芘）。因此，很多情況下，控制家庭燃煤的效果不亞于控制電廠和工業排放。

再如，野外秸稈燃燒的污染問題已得到高度關注。事實上，家庭做飯和取暖使用的秸稈量是野外燒掉秸稈的三倍以上，薪柴使用量則更多。家庭使用秸稈和薪柴排放的污染物與煤大體相當，因此是比散煤更重要的污染物排放源。

2012年開展的農村生活燃料調查得到的結果表明，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主要來源無疑是電廠和工業（88%和89%），氮氧化物主要源自工業、電廠和交通（97%），但生活源貢獻了黑炭、有機碳和苯并芘總排放的50%-65%。其中黑炭和有機碳是大氣顆粒物的重要組分，苯并芘則是強致癌物。值得慶幸的是，由于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提高，越來越多城鄉居民從固體燃料轉向電、液化氣、天然氣和沼氣等清潔燃料，生活源排放污染物在總體排放中的占比近20年來有顯著下降。盡管如此，在區域大氣污染控制中，生活源固體燃料使用造成的排放是絕不能忽略的。這在冬季需要取暖的北方地區尤為重要。

關于PM2.5污染的健康危害，盡管不同研究結果不完全相同，但風險規模和變化趨勢是一致的。根據我們的最新估算，由于室外大氣污染產生的PM2.5導致1992年和2012年過早死亡（過早死亡指短于預期壽命的死亡）人口分別約為99萬和160萬。其間，農村生活源污染物排放對過早死亡人口的貢獻在1992年高達27%，到2012年已經降到3.9%。盡管如此，2012年農村生活燃料使用排放污染物造成過早死亡人數超過6萬。

此外，盡管全國年均貢獻不足4%，但是在冬季取暖地區，這樣的貢獻遠遠超過平均水平。譬如，華北地區冬季的貢獻可以高達20%-40%。這也是為什么冬季北方地區灰霾更加嚴重的原因之一。正因為如此，北方農村室外大氣PM2.5和其他污染物污染也相當嚴重。這一點得到許多現場觀測數據的確認。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中國死因分析，室外大氣污染和室內空氣污染排名都很靠前，分別占全部死亡貢獻的10.8%和8.9%。這里的室內空氣污染主要就是由家庭固體燃料使用造成的。其健康危害遠遠超過裝修造成的甲醛污染問題。

我們近年來在多處農村實際測定了室內空氣污染水平，得到的結果觸目驚心。譬如在華北某地家庭廚房中測得的苯并芘高達49-548ng/m3（納克/立方米），臥室中也高達31-187ng/m3。這種強致癌物的室內空氣國家標準為1.0ng/m3，該標準含義是導致十萬分之一肺癌發病的終身暴露水平。再如，在西部某地測得的廚房PM2.5濃度為72-1652g/m3（微克/立方米），高于北京或者哈爾濱重污染情況下的室外濃度。關于固體燃料燃燒導致的健康危害有過很多研究，其中一項重要發現認為，中國非吸煙婦女肺癌發病率偏高的原因就是使用固體燃料做飯。


從目前的科學證據看，導致農村居民健康危害的最大問題是室內外空氣污染。因此在農村環境保護工作中，除了要注意垃圾和水污染物問題外，一定要特別關注做飯和取暖用煤、秸稈和薪柴使用導致的室內外空氣污染問題。

盡管控制氣候變化和大氣污染都是重大國家需求，且兩者密切相關（如改變能源結構能夠同時降低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但兩者的目標和解決途徑非常不同。雖然有些大氣污染物（如黑炭）既導致大氣增溫，也影響人體健康，但多數影響氣候變化的物質和影響人體健康的污染物并不相同。因此，減少了碳排放不等同于減少了污染物排放。如何實現國家目標，需要科學地認識氣候變化和污染危害的成因、控制手段和控制成本。簡單地將兩者混為一談，會導致效率下降和增加無謂成本。

由于我國尚處于發展階段，尚有大量人口處于貧困狀態，能用于減排的財力有相當的局限性，碳減排和污染物減排策略需要考慮實際國情，并有充分科學的依據。

就目標而言，降低碳排放的氣候效益是全球性的，而改善大氣質量的效應是局地的。由于歷史上發達國家已經排放了大量溫室氣體，而碳在大氣中存留時間非常長，目前大氣增溫的主要貢獻值是發達國家。根據北京大學李本綱課題組最近在Nature上發表的研究成果，盡管中國目前是碳排放第一大國，但對當前（以及未來數年）的大氣增溫效應的貢獻只占10%左右。這一證據充分支持我們在碳減排方面應當負有不同于發達國家的責任的策略。

相比之下，中國目前是受大氣污染導致的健康危害比較大的國家。因此，污染物的減排應該優先于溫室氣體減排。換言之，中國的優先目標應該是首先考慮減少大氣污染物排放，改善中國民眾生存的環境質量，減少污染導致的健康危害。同時兼顧削減碳排放，為改善全球環境做應有的貢獻。盲目跟隨碳排放主要貢獻國和某些國際組織，在減碳方面過多投入的做法不符合中國國情。

如何在允許的投入水平下，獲得最大效果需要系統科學研究的支撐。有些不顧中國國情和科學事實的做法（如碳儲存）是勞民傷財，另一些則可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譬如，黑炭既是大氣增溫劑，也是PM2.5的主要成分之一，減少黑炭排放可以獲得大氣和健康雙重效應。而減少黑炭排放的最有效途徑就是農村生活源固體燃料的替代。再如，二氧化碳主要源自化石燃料，特別是煤的使用。減少電廠用煤（如改氣）可以有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但是由于電廠單位燃煤排放的許多污染物遠遠低于生活燃煤，電廠改氣導致的污染物減排效率極低。反之，將生活燃煤改成清潔燃料，其污染物減排效率很高，不僅可以有效改善區域大氣質量，也可以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室內空氣污染問題。此外，治理灰霾的直接結果是降低大氣中顆粒物的水平，而大多數顆粒物的存在會降低溫室效應。可見，治理灰霾的結果會引起某種程度的大氣增溫。這顯然與減碳的目標是相悖的。

綜上所述，系統分析減排的目的、途徑、效果以及成本，是確定科學減排策略的必要前提。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已經和正在取得顯著進展，如何系統整理相關成果，彌補研究短板（如政策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并將相關成果用于科學決策是目前的重要工作之一。